國際能源形勢受到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動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影響，不斷呈現出新的特點與變化，給不同國家以及某個國家內的各種能源供需主體，都帶來了新機遇與挑戰。任何一個國家，單靠自身力量來解決重大能源議題都是困難的，必須通過國際能源合作，推進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保障各國的能源利益。中國要建立穩定、有效、可持續的能源供應體系，就必須實施國際能源合作戰略，實現多方共贏。在戰略上應從多層次的國際能源合作對象、多渠道的國際能源合作方式、多元化的國際能源合作形式、多領域的國際能源合作內容、多任務的國際能源合作進程五大方面深入推進國際能源合作。要處理好“一帶一路”能源合作與當前主流全球能源治理的沖突與合作；通過提高中資企業自身的國際政治與社會風險防范能力，增強中國在國際能源治理領域的軟實力；強化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能源治理領域政策性溝通；加強與國際能源署的合作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經濟總量和規模不斷擴大，中國的能源需求持續增長，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能源生產、消費和貿易大國。這個宏觀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領域背景，決定了中國既有自身發展決定的需求,也有外部世界的要求和期盼，會在國際能源治理領域發揮更重大的作用。

與此同時，全球的資源和工業產品鏈、服務鏈不斷延伸，經濟相互依存和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也在推進，伴隨全球化過程的能源格局包括經濟格局和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全球都在追求能源市場波動的可控以及能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總體目標相同但利益主體眾多，利益追求的過程充滿矛盾。國際能源形勢受到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動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影響，不斷呈現出新的特點與變化，對不同國家以及一個國家內的各種能源供需主體，都帶來了新機遇與挑戰。

任何一個國家，單靠自身力量來解決重大能源議題都很困難。如何通過國際能源合作，推進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保障各國的能源利益，已成為新時期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重大課題。中國如何構建國際能源合作戰略、如何更好地參與全球能源治理，已不僅事關中國自身的發展，更事關全球的未來。

1全球能源治理的國際大環境

在國外，特別是對能源消費大國而言，歷史上的兩大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催生了最原始意義上的尋求國際合作動力，以求能實現能源為盡可能多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需求所用。能源治理所不得不面對的基本矛盾是：化石能源由地質條件決定其物質存量與能源開發利用的政策條件又受國家主權管轄；資源需求方所追求的開放流動性與資源擁有方所追求的流動和流向限制性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梳理近１００年的全球能源治理追求，有利于我們摸索未來能源治理的可能路徑。

英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能夠勝出，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英國海軍從以煤為燃料改成以石油作動力資源，盡管英國海軍不再依賴安全可靠的英國威爾士煤，而要依靠遙遠的不可靠的波斯石油。同時，英國政府向私營的英波石油公司注資，掌握了５１％的股權（控制權）。這樣以石油作燃料的英國海軍就能獲得更快的速度和更節省的人力，實現“海軍優勢建立在石油之上”的戰略成為可能。能源為軍事建設服務,舉國家之力保障液體能源（石油）的進口渠道，成為英國等發達國家追求能源安全的標準政策選項。

在化石能源的輸出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國家從萬隆會議（１９５５年）開始，追求石油等資源的國有化，１９６０年中東石油出口國結成石油輸出聯盟（ＯＰＥＣ）。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中東爆發戰爭，ＯＰＥＣ為了打擊以色列及支持它的美國，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石油到這些國家，導致油價大幅上漲，由每桶不到３美元漲到超過１３美元。這是當代世界“能源危機”定性的起源：進口側與需求側之間圍繞石油使用的政治（外交）條件和定價展開了結構性競爭。１９７５年，為對抗歐佩克而設置的國際能源署（ＩＥＡ）正式成立。

這兩大事件所誘導出的進口依賴國通過國際合作所追求的“能源治理”目標：其一，賦予石油軍事層面上的戰略意義；其二，在中東地區展開地緣政治競賽和競爭；其三，像一戰期間的英國那樣，缺油（進口國）政府影響乃至控制私營企業的石油生產和貿易；其四，輔之以海軍和其他軍事力量的部署和使用，保障石油源源不斷地從產出地流向消費地。

在能源消費側，部分因為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機，也因為工業發展需求催生新燃料、新能源的市場運用，更因為在進口國政府和社會間形成了降低石油依賴度的廣泛共識，從加快投資天然氣的商業利用開始,其他形式的能源應用獲得支持，以免重蹈覆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盡管石油在全球能源消費中所占比重依然最高。石油在全球發電量所占比重（對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而言，在社會層面，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指標）也不斷下降。在住宅和商業應用中，石油的市場占有率也呈下降趨勢。

在生產方面，ＯＰＥＣ　１９７２年的石油產量占全球石油產量的５２％，石油價格暴跌后，這一數字跌至１９８５年２８％的水平，雖然之后一度回升到４３％，但還是低于禁運前的數字。數十年來，石油的全球消費總量其實不斷上升，但市場占有率卻下降。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中東以外地區的石油天然氣的生產獲得了廣泛的支持，除油氣以外的燃料的消費總量上升得更快。

還是在能源消費側，除了政府組織和支持（石油企業和民間投資）大幅度建設石油戰略儲備體系外，能源產業的發展方向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發生了重大改變。以英國首相撒切爾和美國總統里根為代表，西方國家政府推崇“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通過私有化等手段，將政府在國家層面的能源政策作用從直接管理變成了宏觀調控。特別是電力產業的私有化，擴大了發電用能源的來源，降低了整體電力行業對石油的依賴程度。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能源政策改革，特別是在天然氣領域，為在２０年后的美國“頁巖氣革命”獲得成功打下了基礎。

也就是說，在２０世紀末，由主要西方能源消費國主導而建立的國際能源治理機構和機制，其追求的治理目標也變得多元化。８０年代的能源治理核心手段是應急機制協調。那么，經過十多年的努力，ＩＥＡ基本實現了以下兩大目標：一是動員盡可能多的國家建立起石油戰略儲備；二是建設供應短缺應對的協調統一行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