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建黨百年，也是中國電力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1921年，長35千米、電壓等級為23千伏的昆明石龍壩水電站送出線路建成。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建萬伏級輸電線路。來自石龍壩水電站的綠色電力，點亮了昆明市區的部分建筑，也加快了中國電力事業的進程。

毛澤東主席曾在1958年的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中說：“一為糧食，二為鋼，加上機器，叫三大元帥。三大元帥升帳，就有勝利的希望。還有兩個先行官，一個是鐵路，另一個就是電力。”

百年來，電力行業所處經濟和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巨變，但仍然保持著相對領先的身位。這背后，是行業為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做出的自我革命、大膽創新。同時，行業也一直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則和“人民至上”的初心。

從“供電者”到“低碳社會構造者”

過去百年，中國電力行業的定位多次發生改變。表面上看是為了適應當時的經濟趨勢，但更多的是基于對時代要求的整體和超前考量。

100年前，電力行業的定位主要是供電。1949年，中國發電裝機容量僅為185萬千瓦、全年發電量僅為43億千瓦時，電力是絕對的稀缺資源。

新中國成立后，電力行業有了新的定位：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黨中央決定發展電力，為人民政權的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建設夯實基礎。

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建設速度的提升，電力與人民生活的關聯日益密切。于是，電力的定位從基礎產業逐步過渡到“基礎產業+公用事業”。

作為公共事業的一部分，電力行業的“家底”著實薄弱。1978年，我國人均電力裝機容量相當于一個60瓦的燈泡。而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基本水平，是人均裝機容量1000瓦。

為了盡快增加裝機容量，1987年7月，國務院領導在“全國電力體制改革座談會”上提出“政企分開、省為實體、聯合電網、統一調度、集資辦電”的二十字方針和“因地因網制宜”的電力改革與發展方針。在一系列政策支撐下，我國的電力開始加速推進。

進入新世紀，隨著電壓等級逐步提高，電力已經初步解決了短缺問題，并不斷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電能質量的要求。同時，作為“工業的血液”，電力在促進工業領域節能減排中發揮著調控性作用。電力行業被賦予了參與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

在這一時期，北煤南運、西電東送都是優化配置的具體體現。其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舉措是“差別電價”機制。在這項機制中，電力成為政策工具，發揮了限制高耗能、低效率產業的作用，促進了全社會清潔低碳轉型。

面向未來，為落實“雙碳”目標，電力行業的定位再次拓展，即通過可再生能源電力化和終端能源消費電力化，助力全社會實現低碳發展。這個新定位的內涵是以電氣化為中心，實現能源生產綠色化、終端能源消費電力化。今年3月15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這個新的提法，實際上就是對電力行業新定位的肯定。

回顧這100年，電力行業一直被賦予重要的使命：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產業、公用事業，到助力社會轉型、資源優化配置的行業，再到推動全社會低碳發展的行業。正是在這樣的變化中，電力行業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人類文明演進的根本動力。

始終是保證能源安全的“守門人”

盡管定位因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電力行業的價值觀卻始終如一，即保證能源安全。

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重大能源戰略思想。要理解這一思想，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能源發展的前提是什么？我認為是安全。

能源安全的概念全世界各國都有，比較常見的說法是保證電力安全、穩定、可持續地供應，防范安全風險，促進能源公平使用。

過去幾十年里，保證能源安全始終是黨領導下能源行業追求的首要目標，它不僅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而且對人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當下，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安全仍然是最重要的底線，除了要保證供給，它同時受到兩個條件約束：一是綠色、二是經濟。

所謂綠色，就是在電力生產和使用的過程中要控制污染物排放，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所謂經濟，則是電力的成本在傳導至終端用戶時是合理的、能承受的。

供應安全、綠色和經濟這三個約束，構成了能源發展的“動態平衡”——一般而言，三個條件很難同時都達到最好，因此有人也將其稱為“不可能三角”。實際應用時，則是需要根據社會發展階段，選擇不同的平衡點。但“電力供應安全”，始終是三角中最重要的部分。

價值觀決定了方法論，電力行業發展的方法論同樣是以能源安全為核心，通過生產和消費兩個維度體現。

在生產端，要保證結構合理。

近年來，新能源在電力結構中占比增加。這種變化實現了對能源結構的優化，卻也對能源安全造成了影響。在儲能技術尤其是電化學儲能技術尚未實現根本性突破、成本整體較高的前提下，水電、火電、新能源發電需要打“配合戰”，形成多元、合理的結構。如果出現單品種的能源體系，將很難實現供給、綠色和經濟的平衡，能源安全也無從談起。

在消費端，則要實現提效發展、節能優先。

要實現節能，首先要分清能源短缺時代的“限制”和能源充足供應時代“節約”兩個概念。限制是在資源長期不豐富，無法滿足人們基本生活工作需求的時候，不得已需要限制和約束人消費的行動。而節約則是主動減少不必要的消耗。比如在電能短缺時代，不鼓勵人們多使用電能而是限制電能的使用。而在電能富余時代，還是要通過不斷提高能效，在滿足功能的前提下，減少電能的使用。或者通過制度或者道德約束，減少電量浪費，如隨手關燈等。

從能源發展的角度來說，這不僅要改變人們的觀念，而且需要機制支持和科技助力。在體制機制的支持下，通過引入技術和自主創新，可以解放生產力，繼而開展試點、應用和推廣。在過去幾年中，光伏、風電的落地和發展證明了這是一條可行的道路。未來，更多的能源桎梏或將通過類似方式尋找到解決途徑。

落實“雙碳”目標需要適度超前

引入技術、試點項目，都是讓電力適度超前發展的措施。

適度超前不單指借助技術手段，幫助擴大規模，讓部分優質產能實現相對過剩，它更重要的意義是對產業、經濟甚至社會進行合理引導。

這就好比高速鐵路。在沒有高鐵的時候，沒有人想到它會給社會帶來如此大的變化。有了足夠的電，很多產品、產業才會出現。

在電力行業落實“雙碳”目標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繼續落實適度超前的方針，也需要對適度超前的概念進行深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第九次會議上指出，要“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控制化石能源總量，著力提高利用效能”。這里提到的是“效能”而非“能效”。雖僅一字之差，但意義更深刻。

能效是指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通俗地說，就是發1千瓦時電要用多少能源，它更看重單點的價值。而效能則更強調投入產出之間的關系，更看重整體價值。

比如，發1千瓦時電用300克煤是合理水平，如果把煤耗降低到295克/千瓦時，雖然能效進一步提高了，但支付成本的上升可能是指數式增長，整體效能可能降低了。如果煤耗反而增長了5克標煤，即達到了305克/千瓦，盡管表面看似多用了5克煤，但由于提高了煤電機組的靈活性，促進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電力使用，總體的效益更大。所以提高效能的要求，是從更廣泛視角理解整體利益。

再如，要科學理解單位GDP能耗這類復合性指標的概念內涵，要綜合分析“分子”和“分母”的不同結構情況，而不是簡單拿中國與國外比，并由此說明差距的大小。以同一家工廠制造的兩個質量相同包為例，一個是為大牌生產，包價格可達20000元，另一個價格則是2000元。雖然兩者在制造過程中消耗的能源相同，但因為品牌溢價不同，導致單位GDP能耗計算結果差10倍。這種差別本質是品牌的差別即效能的差別，而不是能效水平的差別。

需要超前認知的概念，還包括新電氣化指標。

一直以來，人均用電量被當做評判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但由于工業用電量等其他因素，我國人均用電量最高的省份大多位于西北地區，但這些地方并非經濟發達地區。這說明，應該以具有本質性的新指標評判現代化發展水平。

新電氣化時代正向我們走來，未來電力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新的指標體系應該包括人均生活用電量大小及占總電量的比重、電力安全等指標，特別是綠色化指標。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讓電力行業的發展不僅對GDP有貢獻，還對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發揮引導作用。

綠色電力的生產和消費，也是低碳社會的基本要求。盡管當前電力僅占終端能源消費的26%左右，但這個比例一定會增加，而且會高于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終端能源消費中天然氣比重比我國要高近20個百分點，所以我國要通過進一步提高電氣化水平，實現新的飛躍。在提高終端能源電氣化方面，中國和世界主流認識和步調是一致的。